第(2/3)页

    “不用担心，我们不是德国检察院。”

    猎头微笑。

    “我们看重的是能力，不是历史。”

    “年薪十二万美元，驻西贡或吉隆坡办公室任选，每年两个月带薪休假，孩子可以入读国际学校。”

    “你只需要做你擅长的事：分析情报，预测趋势，撰写报告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我拒绝呢？”

    “那么你会继续在慕尼黑大学做临时工，时薪二十二马克，两年后合同到期，四十七岁再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。”

    “而你十六岁的儿子想去加拿大读大学，学费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安娜看着咖啡馆窗外，阳光明媚，人们悠闲地喝着咖啡。

    这个繁荣的德国没有她的位置。

    “我需要和丈夫商量。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但提醒一句：你丈夫，前东德驻日内瓦贸易代表处三等秘书，现在在慕尼黑汽车厂做质检员，他也有机会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公司同样需要国际贸易规则专家。”

    家庭捆绑式招募。

    斯塔西当年也用这招。

    一周后，安娜签署了合同。

    她的第一个任务：分析欧洲议会内部“亲九黎”和“反九黎”议员的力量对比，并找出可以施加影响的杠杆点。

    汉堡港区，破败的公寓楼。

    前斯塔西技术侦查局工程师托马斯·莱曼打开门时，以为又是收债人。

    他欠了六个月房租，因为安装窃听设备的“自由职业”越来越少。

    统一后，西德公司更担心工业间谍，而东德的技能被认为过时且不合法。

    但来访者说的是流利德语，带柏林口音。

    “莱曼先生，我们知道你87年设计的声波共振玻璃振动捕捉系统至今仍是业界传奇。”

    “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去年还试图复制，但失败了，因为他们缺少核心算法。”

    托马斯警惕地盯着对方：“你是谁？”

    “我是来提供工作的。”来访者放下一个黑色手提箱，打开，里面是成捆的五百马克现钞。

    “这是签约奖金，五万马克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你接受我们的合同，年薪相当于十五万马克，工作地点在阳光更好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工作？”

    “改进你的系统，适应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材料，双层玻璃，复合墙体，智能家居环境。然后培训我们的技术人员。”

    “你们是？”

    “九黎国家电子技术研究院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正在建设世界一流的技术情报能力，需要世界一流的人才。”

    “在德国，你的技能是犯罪工具；在我们那里，是国家安全资产。”

    托马斯抚摸着手提箱里的钞票。

    他已经一年没给女儿买新衣服了。

    “我需要护照，签证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们会帮你安排好，两周后，你和家人飞往曼谷，然后转机到西贡。”

    “住房，学校，医疗，全部由我们负责。”

    “你只需要专注于技术。”

    那晚，托马斯抱着手提箱入睡，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实验室，调试着精密的仪器，而不是在汉堡的小作坊里焊接盗版窃听器。

    布拉格，查理大学附近书店。

    前斯塔西文化情报线人，东德文学评论家彼得·霍夫曼正在整理书架。

    统一后，他作为“斯塔西合作者”被大学解雇，现在在这家小书店打工，勉强维生。

    一位亚洲顾客在哲学区停留了很久，最后拿着黑格尔的《法哲学原理》来结账。

    “黑格尔在东德被简化了，不是吗？”顾客用德语说，“辩证法变成了政治工具。”

    彼得抬头，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亚洲男性，气质不像游客。

    “您对东德哲学很了解？”

    “我读过你的论文《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东德文化政策的张力》。”顾客微笑，“写得很好，尽管为了通过审查不得不自我设限。”

    彼得的心跳加速。

    那篇论文他只给几个朋友看过手稿，从未发表。

    “你是谁？”

    “我是九黎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正在开展一个研究项目：冷战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多元实践与遗产。”

    顾客递过名片。

    “我们想邀请你参与，作为东德文化领域的亲历者和分析者。”

    “项目为期三年，经费充足，可以在西贡，吉隆坡或新加坡进行研究。”

    “成果可以全球出版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找我？我只是个被解雇的讲师。”

    “因为你是少数真正理解东德文化矛盾复杂性的人。”

    “西方学者要么全盘否定，要么浪漫化怀念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需要理性的分析，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审判。”

    顾客停顿，“而且我们知道，你当年为斯塔西提供的情报，主要是关于西德文化界对东德的误解和偏见，你实际上是在试图改善双方的认知，虽然用了错误的方式。”

    彼得感到眼眶发热。

    统一后，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告密者，没人问过他为什么那么做。

    “我需要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撰写回忆录和分析，参与学术研讨会，帮我们理解：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如何运作，在哪里失败，在哪里有值得保留的价值。”

    顾客压低声音。

    “另外，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，当代欧洲文化界的观察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间谍活动，是文化情报，哪些思想家在影响欧洲对亚洲的看法，哪些媒体渠道可以成为对话平台，哪些文化项目可以促进相互理解。”

    彼得明白这是双重角色：学者兼情报员。

    但这一次，他不是在告密，而是在搭建桥梁，至少他可以这样告诉自己。

    “我考虑一下。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这是预付的研究经费。”顾客留下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两万马克支票，“无论你是否加入项目，这笔钱都可以让你暂时不必担心生计。”

    彼得看着顾客离开书店，阳光透过橱窗，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。

    他突然想起布洛赫的话：“希望不是确信，而是可能性的活跃状态。”

    也许，在世界的另一端，还有新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92年夏，西贡郊外“国际管理与技术学院”。

    这座看似普通的职业培训学校，实际上是九黎新建立的情报培训中心。

    校园占地两百公顷，有模拟欧洲城市街区的训练场，多媒体情报分析实验室，多语言同传会议室，甚至还有一个按柏林咖啡馆1:1复制的“社交情报实践区”。

    首批八十名前斯塔西人员在这里接受再培训。

    课程很特别：

    《东方文化认知与沟通技巧》，不是学中文，而是学如何理解九黎的思维方式，决策逻辑，社交规则。

    《数字经济时代的情报搜集》，如何利用互联网，社交媒体，开源情报等新工具。

    《非传统影响力操作》，通过智库，媒体，NGO，商业合作等合法渠道塑造认知。
    第(2/3)页